漢代大木結構

通過漢代墓葬、畫像磚石、壁畫和建筑遺址發掘，大木結構大約可以分為木梁柱、穿斗、干闌、井干等四種基本形式。以當時最為流行和著遍使用的木梁柱架構來說，其柱網排列已很整齊。在面闊與開間方面，已有單數開間與偶數開間二種形式。前者立用甚為普遍，例如宮室及一般居住建筑；后者僅見于墓葬與祭祀建筑，這是夏、商以降舊有傳統殘余的表現。此外，位于建筑中央的明間寬度的增加，不僅出于對建筑材料性能認識的提高，以及對建筑內部空間使用的考慮，也出于當時禮制制度的變化與要求。

中、上階層的住宅形象，可由四川成都市出土的象磚中知其大概。此住宅皆使用木柱梁結構，共位于后部之三開間廳堂之邊跨屋架，已與后世之形式幾無差別。即于前后檐柱間施四椽袱，上立蜀柱載平梁，但平梁以上是否用侏儒性或逕用叉手承脊摶，則未有明確之表現。裾室內人物及建筑各部比倒推測，此建筑中央明間面闊約為3米，通面闊約8米，通進深約5米。其左側之三層塔樓為方形平面，每面約長3．5米。四角立斜傾之木柱，柱間置闌額、腰枋與間柱，其做法及外觀，與唐、宋現存柱梁式木建筑頗為相似。

皇家的宮室、陵墓建筑，規模自然要比上述民間建筑為大，現以位于漢長安東南之宣帝杜陵東陵門為例，其門屋面闊13.20米，內部劃為三間，中央之門道寬6米。門屋兩側有塾，再外又有依陵垣二面之復廊，廊內倚柱間距為5.15米，進深3．28米。另依西漢田越土都東冶城（今福建崇安縣城村遺址）之王宮正殿，其面闊方向之柱距為6米。而漢長安城址經發掘后，知其城門門道寬達8米，由于當時城門采用木柱梁結構，故知城門橫向大梁之跨度亦為此尺度。但梁下之門柱排列甚密，間距約1.2米，則不能與一建筑之柱距相提并論。

目前已見較完整的漢代楹柱都是石質的，此類仿木構件，大多見于石墓或崖墓，其斷面有方、方圓、八角……多種。有的表面刻小束竹紋或凹槽，但為例不多。柱徑與柱高之比，約在1:2.5~5之間。估計當時木柱的比值會更大些。石柱下柱礎己有方、斗……等形式，若干例在其表面又以各種紋彩以為裝飾。遺址中發現的木柱痕跡，大多限于檐柱及依柱。倚柱穴平面為方形或矩形，邊長在15厘米左右，柱腳往往仍采用深埋于土階內的古法，柱下或置或不置礎石。檐柱下多墊有柱礎石，其位置大多高于地面，有的表面亦經加工琢磨與雕刻。

漢代之大木結構應較周、秦更為進步，但仍保存了若干早期手法。例如建于廳堂中央之“都柱"，雖曾見于咸陽一號宮殿，但目前已發掘之漢代建筑中，尚未有此類似現象。然而在若干漢代墓中，則仍采用此法。

此外，柱在角部之處理，往往采用雙柱形式，例見漢長安南郊之禮制建筑辟雍及河北望都縣出土陶樓。表明木構架在角部的結構與構造問題，尚未完全得到妥善解決。

漢代建筑中除大量使用規矩之直梁外，為了取得更好的裝飾效果，還在宮室等重要場所使用曲梁，亦即當時眾多文賦中提及的“虹梁”（如班固《西都賦》中：“抗應龍之虹梁'')。但其尺度比與細部做法，因無實物而不悉其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