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佛寺

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自鄴城南遷，回到毀于漢末戰亂的都城洛陽。明帝青龍三年（235年）開始依東漢城遺址，大起宮觀。據史料記載，當時洛陽城中有三座佛寺，其中的一座因與宮中距離太近而被遷建。魏嘉平、甘露年間（250~260年），外國沙門頻至洛陽譯經，說明當時洛城中已有良好的居處條件，佛寺應較魏明帝時有所發展。

吳大帝黃龍元年（229年），自武昌遷都建業。赤烏十年（247年），延引康居僧人康僧會人富立壇求取舍利，后于壇所立寺，為江左佛寺之始，故號為建初寺，至景帝永安元年（258年），建業佛寺已略成氣候。

西晉時的佛教中心，仍在都城洛陽。這時城內佛寺己有四十二所之多。經湯用彤先空考足的，有以下十所：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山寺、大市寺、它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

西洛陽佛寺，是在曹魏時期的基礎上發展，其中也包含有東漢時期的因索。

長安佛寺情形不詳。據高僧傳，中記載，晉惠帝時，月支僧人竺法護于長安青門外立寺，有僧徒數千；另有名僧帛法祖也在長安造立精舍，講授佛經，聽講者也超過千人。和。推測其建筑應已具一定規模。

西晉初年，曾禁止漢人出家，信徒們只能私下里供養外來僧人，至西晉末年，法令弛廢，漢地出家人數增多，同時僧人受民間供養，也資財漸豐。因此，與漢魏時期的宮方建寺相比，西普佛寺在然濟十已開始有依賴民間的成分，僧人立寺（精舍）講學的做法也逐漸流行。

西者宗室中，河間王司馬瓤與中山王司馬緝均信奉佛教，因此河間、中山以及附近地區，早已不聽禁制，民間崇佛風氣十分興盛，形成了頗為堅實的佛教社會基礎。這種情形對于后來十六國時期后趙佛寺的興盛以及北佛教建筑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