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十六國佛寺

東晉佛寺的建立反映了佛教僧人思想行為方式的漢化，尤其體現出士大夫階層消極遁世的精神取向，而北方十六國佛寺的建立，則是以佛教僧人依附皇權為突出特點。

十六國時的后趙、前秦、北涼、北巍、北燕、西秦、后奉諸國境內，佛教都很興。自后趙（319一351年）時起，各國統治者都與外來佛教高僧之間建立起一種相互依憑、利用的關系，佛教與佛寺建筑因此而獲得穩定的發展環境。

西域高僧佛圖澄干西晉永嘉四年（310年）抵達洛陽。晉室南遷后，石勒興立，是為后趙．佛圖澄依靠法術，令其信服。后石勒往還河北，定都襄國，奉澄為大和尚，有事必咨，從血使“中州胡臂，皆略奉佛"。時中山、常山、高陽、河間諸郡，名僧輩出，如釋道安等。前述西晉時此地佛轍己有根基，這時得到更快的發展。石勒時，襄國立有官寺與中寺[巧一，石虎遷都于鄴，亦中寺與鄴宮寺，均為國家供養的大寺“。同時，境內各州郡也大量起造佛寺，僅佛圖澄所立者便有893所。平民百中也有自行造寺出家者；但朝中士大夫對佛教持抵牾態度，反對皇帝奉佛，認為漢人不應出家。這種局面與東晉顯然有所不同，說明后趙佛教的發展和佛寺的建立，較之東晉更多地具有官方色彩，這也是十六國佛寺缸普遍特征。

佛圖澄死后，常山釋道安繼之成為一代高僧。道安“家世英儒”，出家后曾事佛圖澄為師，后活動于太行恒山一帶，創立塔寺，聞名于河北。冉閔之亂（350年），道安率徒眾南下，經陸渾、新野至襄陽，進人東境內。途中分派同學弟了詣揚州、地，廣布教化，并在佛寺建設方面大創業績。如弟子竺法汰受命前往揚州，進惹官等后，即著手進行寺院的擴建與完善（詳后文）。道安到襄·初居白馬寺，后因寺寧狹小，便依清河人張殷所舍宅邸，起建溪寺，寺內建有五層佛塔、僧房四百間，，長沙太守在江陵舍宅為寺，請道安派僧人總領其事。道安派弟子曇翼前往，締構寺寧，便是著名的長沙寺。后道安被前秦苻堅赴長安，弟子慧遠也離開襄陽，先適荊州，繼往廬山，在刺史恒伊的資助下建立東林寺，精心經，廣造房舍，并依山勢開鑿洞窟，繪制壁畫，成為當時的名剎。